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

摘要：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对南岳衡山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可以细致地看到地理和语言分布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湖南方言；衡山方言；南岳方言；方言地图

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发展得比较充份。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份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就是《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上的作用》。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有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没有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为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许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会画地为牢，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鲍厚星，），说明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岩田礼，）

“地理语言学”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做“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袁家骅等，，p.2）。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叫做“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像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王恩泉等，）中就把“语言地理”当做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地理语言学是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88年德国语言学家最早运用这种方法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在到年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

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地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类似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年）、湖南（年）和四川（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方言地图。例如江苏和上海的有43幅，福建的有5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年开始调查，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2幅，涉及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叶祥岑年开始调查，98年在日本出版的《苏州方言地图集》，有地图5幅，涉及个村级地点的材料。这些是到现在为止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地点最多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但是对材料从理论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不够。

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地图丰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地图。例如年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刊登了54幅描写一个省的各个县的方言特征地图。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钱曾怡，年）。99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他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石汝杰先生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石汝杰,）介绍，并且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叫做《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出版。

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研究也有贡献。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年第3期）。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9９５）。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年），但是他后来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在地理语言学理论概括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