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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秋季节，南岳衡山总是游人如织，大家用视觉感受山的美妙，用听觉领略水的旋律，用嗅觉体味林的气息，用思想领悟文化的精髓。与其说人们是为了观赏美丽的自然风景，倒不如说在朝拜这座用佛教、道教及儒家文化垒筑的圣山。 南岳衡山，素以其雄伟秀美著称于世。《南岳志辑要》中载：“山高而尊者岳，唐虞四岳，至周始有五岳”。南岳因“度应玑衡”，如衡器一样可称天地之重量，能“铨德钧物”，故名衡。它以回雁峰为首，岳麓山为足，延绵八百里，七十二峰，峰峰雄奇峻秀，如诗胜画。 衡山历史悠久，相传炎帝神农带领氏族来到潇湘，火神祝融以火施化，故南岳之神以祀炎帝神农氏为主，祝融为辅。自舜帝南巡起，衡山即成为历代官员名流巡狩和祭祀的地方。 在衡山“四绝”中，“祝融峰之高、藏经殿之秀、方广寺之深、水帘洞之奇”，均为道、佛分占。衡山“新四景”中：“麻姑仙境之幽、穿岩诗林之趣、龙凤飞瀑之雄、禹王古城之古”，道教却占据其首。原来，衡山早为道家渊薮，有二洞天、四福地、三十八宫观之说。后佛教兴起，因高僧辈出而成为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却仍与道教在衡山共荣，实为中国名山一绝。南岳衡山的文化堆积，就是在道、佛、儒竟相发展中繁荣，使其高耸而形成“中华文明的奥区”。 《南岳志》载，从东汉至明清，曾有名高道在衡山筑观建院，凿洞辟崖，隐居修炼，传道授业。如汉时的茅盈；南岳金母殿曾被汉武帝封为太微先生的王谷神道士；唐时的一代高道司马承祯，修真于南岳北帝院；为唐太宗敕住，被封为“妙济大师”的张惠明；在南岳凿石穴以居，唐敬宗赐号“广成先生”的刘元端……宋代时，衡山道教亦至鼎盛。衡山高道陈兴明、施存冲、徐灵期、尹道全、陈慧度、张昙要、申素芝、单维岳诸道人，曾为宋微宗、宋真宗先后赐予封号。诸多古籍如《游宦纪闻》、《舆地纪胜》及《全唐诗话》中，均有南岳道教文化记载。历代文人雅士为南岳衡山高道写传、书碑、赠诗无数，使这里的道教文化更为丰富。从西周到南北朝，这里已有道观14处，到唐宋时已拓为45处。南岳衡山的峰峦深壑处，高道故宅和丹室、药堂、药岩、仙池等不胜枚举。尤其是隐居的高道们在此曾著书立说，不仅丰富了中国道藏宝库，而且成为南岳衡山道教的重要文化遗产。 衡山的道励佛亦盛，道佛并盛的历史在唐时最为辉煌。究其原因，就是唐太宗这位自称老子李耳的后裔。唐太宗即信佛，又尊道，于是使衡山于大唐时佛、道并盛。但真正使这里成为佛教圣地，则是南岳曾辈出十八僧，使得南岳“释”的香火兴盛。南岳十八高僧中，慧思禅师是最具有浓墨重彩的。慧思禅师于陈废帝光大元年（公元年）来到南岳衡山后，此山的佛教一时兴盛起来。慧思是佛教天台宗的第二祖，在北齐名声极高。因佛教的内部斗争，慧思才逃避到南岳。他在海印禅师的支持下，在这里扎稳根基，创建“般若寺”，并在佛道两教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后到唐玄宗时，佛教禅师七祖怀让来到“般若寺”，方使禅宗南传日盛。“般若寺”后改名，便是今日南岳衡山佛教名刹古寺的“福严寺”。唐朝宰相李沁曾在福严寺后的“虎跑泉”写下三个大字“极高明”及“高无见顶相，明不借他光。”其间的一个“佛”字，把佛的地位推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了。慧思禅师还创建了“藏经殿”，其殿外林壑幽深，享有“藏经殿之秀”的美誉，而成为“南岳四绝”之一。 衡山佛寺星罗棋布，其六大佛教丛林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清凉寺、大善寺，无不显示着历史上此山佛教曾有的兴盛。 在衡山的佛文化中，磨镜台是一幅渗透禅意玄机的风景。唐开元年间，佛教禅宗七祖怀让主持福严寺时宣扬南宗教义，而属于北宗的道一和尚前来与怀让论道“渐悟与顿悟”。怀让在此终日磨砖作镜，意在坐禅。怀让此举，终使道一和尚顿悟：坐禅并不能成佛，磨砖终不能成镜。于是，道一和尚拜怀让为师，从此皈依南宗。后人将怀让磨砖处称为“磨镜台”，它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处著名佛教文化遗址。 福严寺左南方的南台寺，为六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海印禅师所建。唐玄宗天宝（公元—）初年，禅宗八祖“石头和尚”希迁，在此开辟道场，高吟低诵《草庵歌参同契》，阐扬“顿悟”之说。清德宗光绪时，重修南台寺，希迁和尚等四十二代法孙，日本佛教徒曹洞宗梅晓和尚视南台为祖庭，前来衡山礼祖。梅晓和尚还愿，5年以后从日本护送铁眼板《藏经》一部，共余卷，赠于南台寺。《藏经》置入南台寺的藏经殿后，南台每年就有了来自日本的“礼祖代表团”的朝拜。南台寺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大显光彩。 南岳衡山的书院，可说是一大文化奇观。唐代名相李泌，宋代胡安国父子，朱熹、张栻、谌甘泉等均曾在此讲学，风振一时。烟霞峰下的邺侯书院，曾是唐朝宰相李泌的隐居之所。李泌死后，其子李繁在南岳的左侧修了个书院纪念父亲，叫做南岳书院。南宋，南岳书院迁至集贤峰下，改为邺侯书院。众多书院的创建，使衡山的传统文化更为厚重。 文定书院是后人纪念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胡安国而建立的。胡安国，谥号文定，其子胡宏深受家学熏陶，后成为湖湘学肖像的创始人。如果胡宏这位理学造诣极高的学者是湖湘文化形成期时，湖湘学学派的创始人，那么其父胡安国则是创立湖湘学派的先驱者。 张栻是湖湘学派中最有成绩的代表人物，他与当时的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面三贤”同为一代大儒。张栻，字敬夫号南轩，曾上衡山拜胡宏为师，并面为其得意弟子。张栻虽从师胡宏，但他的学术却与师门有所区别，其理学思想经胡宏更具有正宗的性质。因此，黄宗曦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难怪日后，朱熹三番五次寻访张栻，要与他论道理学之真谛，留下历史上“朱张会讲”的佳话。 如果南轩书院是纪念张栻而建，那么集贤书院则是纪念韩愈、赵清献、朱熹等诸多文化名士所建。就是这群历史上的儒家大师与文人学者，使南岳衡山文化山脉逐渐隆起，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禹王城之古”是衡山一著名人文景观。它是传说中夏禹治水来南岳衡山时驻跸的地方，现仍存有“禹王碑”石。据史料记载，禹王碑是我国最古老的名刻，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因字体奇古，似蜷身蝌蚪，难以破译，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三年仅只识得三字。传说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为一块功德碑，曾被称为衡山的“镇山之宝”，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 在道、佛、儒三种文化中垒起的衡山文化最具自己的特征，并使湖湘文化形成雏形。如同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形成一样，衡山文化有着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汇合中，溶聚成统一文化，却又保持着自身固有的特征。湖湘学派在宋代理学中就颇具特色，这与衡山文化的悠久历史是分不开的。衡山文化是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而流淌成一条拥有自己特征的文化河流，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最好白癜风可以治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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